但也要看到，以往的非遗官方记载内容对微观层面的重要性和丰富性、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联关注相对不足，有时容易将个人口述材料简单视为“讲故事”，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对其文化发展脉络的完整呈现，未能深化微观个人口述史实践与理论探索。由此，本文聚焦微观个人口述史，尝试为地方非遗的宏观史料记载提供一种方法论，让“非遗”在集体与个人记忆的相互校正中，进一步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本真面貌。

  长期以来，关于我国非遗文化记忆的研究，大多基于一手资料和鲜活的历史记忆，从中提炼出规范性、定型化的档案。而碎片化的微观个人记忆容易在这一过程中被简化和忽视。我们一定要借由不同的记忆内容，去观察非遗变迁中的复杂影响，并使不同记忆之间保持相互渗透。

  微观个人记忆如何成为集体记忆的补阙？作者觉得，这里需要先区分两种记忆的区别。集体记忆和某一个载体相联系，这个载体可以是一个团体、一个族群，已被收编的社会官方记忆，具有客观性的特质。个人记忆即脱离了特别载体，由完全异质的成分组成，未被收编，鲜少能够接触到的记忆，具有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的主观色彩。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认为：“就集体而言希望个体记住，就个体而言希望能够通过记住而被归属。”这一论述打破了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坚称的集体与个人记忆之间的二元对立，使集体历史和个人记忆研究有了融会贯通的可能。

  宏观的官方集体历史与微观的个人口述痕迹如何相互包容？能借助对文本的辨析与转译。这里的“转译”不是改写原生文本的原意，而是在跨主体与扩展语境中，尽量保留或模仿个体记忆的某些言语结构。“扩展语境”概念的提出归功于康拉德·埃利希。在扩展语境中，文本被视为言语行为。这一定义有两个优点：一方面能够使口头文本从日常的、理论上不受重视的文本概念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使口头文本抬升为语言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元素。由此可采用语用学中的“仿拟话语”将微观个人口述记忆和社会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具有一定“形式—意义”构成单位的、已经固化的语言单位或既成的语言实例呈现一定的相似性。其深层意义，就是寻求个人口述中的情感、语义、信息功能与官方文本表达之间的对等，是实现微观个人口述与官方文本功能对等的有效方法。

  一是连接的触发机制。微观个人口述记忆不具有直接的事实自明性。因而研究者需要分析叙述者的主观处境、所处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再进行仿拟。以笔者关于非遗龙舟的田野访谈为例，在访谈过程中，一位失意的地方精英称，如若没有龙舟的职业竞技，传统龙舟“撑不了多久”。“撑不了多久”和“政治集体行为主体趋于多元化”这两件事之间表面上看并无直接联系，但是研究者仔细分析了地方精英遭受的身份落差，面对传统权威在竞技化浪潮中不断边缘化的困局，其“撑不了多久”所指向的，其实并非龙舟本身的存亡，而是传统权威维持力的减弱。这一焦虑，恰好与官方史料框架中“权威结构变迁”这一论题形成结构性呼应。研究者所做的，是利用既成的语言实例或者已经固化的官方文本框架，对个人记忆事件进行概念化的语言表征，说明叙述者所描述的个体记忆和官方的集体记忆事件之间有相似性，这一方式符合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处于普遍联系之中的观点，可见仿拟话语在实现微观口述与官方文本功能对等上是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的。

  二是连接的认知机制。口述史研究中，立足于个人记忆史料的核心目的并非阐释个体心理活动，而是为了揭示背后蕴含的社会特性。在口述史的仿拟过程中，语用内涵是核心支撑，研究者的认知活动则是关键。研究者需要将叙述者的语言表达、现场语境等特征，与自身知识经验中的相关现象建立关联映射。例如，在传统龙舟的访谈中，叙述者提及“造船攀比”现象，被仿拟为“龙舟世俗化”表述。这并非偶然的语言选择，而是源于二者在功能属性上的内在相似性——二者均具备经济属性，同属一个语义范畴，因此能够形成符合官方文本规范、表达得体的仿拟话语。研究者需要发现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在外在表现或内在本质上存在的某种相似性，接着进行筛选。筛选过程需要研究者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经验结构、心理结构，对个人记忆与官方文本所对应的元素和关系作比较、分析，并作出具有指向性的选择，在语用上形成固定搭配，使话语结构紧密，过滤掉与核心内容无关的信息，使语义逐渐规范化。这一过程是以莱布尼茨提出的“充分理由原则”作为指导的。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一切事物都有成因，这个成因决定了这个事物为何会存在。第二，相较于事物的感性存在、直观存在，事物背后的成因才是最重要的。应该说，这个原则对人们从科学角度开展微观个体口述史的解读有一定启发。

  三是连接的求同存异机制。在口述史的语境中，微观个人记忆本身就具有异质性特征。个人记忆往往受心理、生长环境、情感等因素影响，口述内容可能呈现出零散、复杂的特征。例如，在笔者关于传统龙舟的访谈中，受访者作为地方尊长者，曾是龙舟宗教文化中的地方文化中坚力量，因具有地方权威而形成一定的身份优越感。在访谈中，他提及“外来人员加入古礼程式是一种‘脸面有光’”。研究者需要对这一表述做多元化的分析，将其中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脸面有光”转化为相对客观、集体范式的“荣耀”表述。所以能得出，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研究者第一步是要理解访谈语境中各人物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把各人物关系放在动态整体中理解。其次，根据官方框架的同一性来理解和处理来自个人记忆中凸显的情感成分，并寻求更适当的融合方式。第三，研究者需清晰辨识仿拟内容的主次方面，将各方面内容重组为同一层面的有机整体。这并不是简单舍弃二者之间的差异和距离，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意义层面的衔接，因此符合语境适切原则。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认为，即使在关注问题的情感细节时，也不可以忽视问题的整体，而应将其与整体结构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由整体到部分的思维方法。但如果离开了叙述者访谈的时间、地点、主体身份状态、地域文化背景等，我们就很难准确理解这些仿拟话语所传递的言外之意。

  （作者分别为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